父亲去世后，李乐对很多事情都感到麻木。
崔光磊团队同时关注到这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。针对传统电解质存在的室温离子电导率低、电化学窗口窄、力学强度差等诸多瓶颈问题，他们借助了聚酰亚胺、芳纶等在内的刚性多孔骨架支撑材料，通过发挥不同材料的优势，最终，创新性地提出了刚柔并济的聚合物电解质设计理念。
作为广泛应用于深海的一次电池，锂-亚硫酰氯电池以其3.6伏的稳定放电平台电压、超过700瓦时每千克的超高能量密度和可在-60℃到150℃温度范围稳定运行的优良适应性特点脱颖而出。我们要开发出更高效稳定的分子催化体系，推动相关电池技术产业化，实现高深海电源高水平自立自强，为我国深空深海安全提供更可靠的电源保障因此，早发现、早治疗显得尤为重要。李德卫提醒，职业暴露、糖尿病、慢性胰腺炎、胰腺囊性肿瘤、遗传因素等也可增加胰腺癌的发生率。《胰腺癌诊疗指南(2022年版)》介绍了胰腺癌的主要临床表现。
据了解，胰腺癌主要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治疗、放射治疗、化学治疗、 介入治疗和最佳支持治疗等。近10年来，中国胰腺癌发病率逐年增高，患者平均生存期仅4个月到6个月。只要不睡觉，基本都在工作 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从您个人的科研经历出发，在漫长的科研探索过程中，您如何承受科研的艰辛，又是如何甘坐冷板凳的？ 薛其坤：对于一个人来说，不管从事科研还是其他任何职业，都要有信念作为支撑，这非常重要。
以我个人为例，在准备考研时，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研究生，并最终成长为默默耕耘的科研人员，这就是一种坚定信念的萌芽。要知道，虽然我们的学校规模只有清华的1/6，但每年获得的财政支持却与清华大学每年获得的国家财政支持相当。其次，还需加大相关条件的支撑。而不是在高校发展的宏观层面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奢望各方面兼顾。
虽然很累，但我乐在其中。在我看来，要想从事科学研究，尤其是基础科研，最重要的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。
作为国际公认的凝聚态物理领域最高奖，这是该奖项自1953年授奖以来，第一次颁发给中国籍物理学家。比如，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和学科，要改变用文章、专利等单一标准进行衡量的错误方式，倡导更有针对性的分类评价。如果自信足够，就尽量减少评价 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近年来，国内高校在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，特别是在攻克卡脖子难题方面，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。此时，如果学校意识到这些卡脖子问题的存在，特别是在相关研究方面还具有一定优势的话，就一定要把不同院系的师生整合起来，并为其联合攻关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。
信念在萌发之初也许并不成熟，但随着我们逐渐成长，最终它会成为我们精神上的支柱。您觉得从事基础研究最需要具备的精神品质是什么？ 薛其坤：科学精神的内涵有很多，这是科研工作者在科研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职业性、理念性，同时又深入灵魂的东西。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是世界最大。在高科技时代，经济条件的支撑对于高等教育的作用愈加凸显，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，在这一点上都是共通的。
在新发展阶段，我国高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或者说需要集中发力之处，就是重点建设一批国际顶尖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。要想把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解决掉，必须要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。
科研人员在拿到科研经费后，通过数文章的形式判定科研成果的现象也未杜绝。同时，通过制度调整，使这些学校可以规避某些评价体系的制约，心无旁骛地集中力量，朝着世界顶尖大学和顶尖学科前进。
因为我们在探索自然界的基本规律，这些规律本身是严谨的，所以我们对其的探索一定不能作假，不能有丝毫折扣。从3次考研才被录取、读博要用7年的农村娃，到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，薛其坤的人生经历很好地诠释了天道酬勤的含义。然而，教师队伍的建设往往是漫长的过程。在此情况下，要想进行高质量人才培养，一方面要对外寻找优秀人才。您觉得在这方面，高校应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？ 薛其坤：总体来说，对于一些有条件的高校，要克服现有院系布局的限制，针对某些卡脖子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，发挥高校在人才供给和调配方面的独有优势，集中做好有组织的科研。而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、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他，对高等教育又有怎样的认知？ 在接受采访时，他直言我国的高等教育到了需要集中力量建设顶尖大学的新阶段。
在此情况下，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发展着力点也应有所调整。因此，就要把每一步都扎扎实实地走好。
对数据的尊重、对实验事实的尊重是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。被问及获奖后的感受时，薛其坤说了4个字天道酬勤。
如果我们有足够自信，甚至就应该尽量减少评价。对于大学，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
依然以我个人为例，说一句有些自夸的话，生活中，只要不睡觉，我基本都在工作。对此，您怎么看？ 薛其坤：的确如此。这个信念可以是报效国家，也可以是对某个人生目标的坚持，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所追求。在这种模式下，一旦面对卡脖子问题，就有了一个团队作战的基础。
这也是为何我们的工业生产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显著提升，但基础研究却往往长时间滞后的深层次原因。您觉得在这方面，国内高校必须克服的困难有哪些？ 薛其坤：首先，高校目前的人才培养，特别是顶尖人才培养仍需要加强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，以及优化教学、科研条件和环境、氛围。
这是高校在解决卡脖子问题时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。您认为在科研评价机制方面，我们还需注意哪些问题？ 薛其坤：必须承认，目前我们的评价体系在某些方面并不利于基础研究的开展。
既然是做科学研究，便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到事物本质，而是要有一个探索过程。通过一些价值观和思想的引领，使科研人员回归到不以评价为目的从事研究的状态，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。
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美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固然不小，但真正体现其国家实力的依然是若干所世界顶尖大学。总之，如果此前我们的发展思路是从拥有若干所不错的大学，发展成拥有更多不错的大学，现在就要集中力量，发挥举国体制优势，建设一批真正世界顶尖的大学和学科。因此，在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当下，我们应集中精力和资源，选择一批有发展潜力的高校，在人才引进、教师队伍建设、经费支持等方面集中火力，使其能吸纳最好的教师队伍，搭建最优秀的教学和科研平台，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教学体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任何一所高校都难以保证校内的每个院系都能拥有顶尖的师者。
事实上，面对卡脖子问题时，高校相较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，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建立跨院系的研究机构或研究组织，并设立相关的评价和运行体系，进而实行有组织科研。此外，从事基础科研还要有追求极致、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的精神。
正是有了这一信念，尽管两次考研失败，我依然坚持。以目前我就职的南方科技大学为例。
大学一定要是大师充足的地方，不管是年轻老师还是年长的师者，如果没有一定的水平和眼光，很难培养出优秀人才。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对于高校而言，人才培养无疑是其根本使命，尤其是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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